香港社會一直存在貧富懸殊的問題，雖然億萬富翁的數字在過去十年間有所上升，在職貧窮的市民數目亦增加不少。早於1997年，社會大眾、政府和議員曾提倡關注最低工資，在斷斷續續的來回討論中，《最低工資條例草案》在2010年7月通過，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28 元正，並且於2011年5月1日生效。隨著每兩年一次的檢討，最低工資的水平自2019年5月1日起四年來為每小時37.5元。立法會已通過有關修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附屬法例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2023年5月1日起調升至每小時40元。香港的最低工資水平仍大幅落後於新加坡、南韓、日本和台灣等亞洲主要城市。新加坡的最低工資為每小時78.3港元，南韓是57.1港元，日本是56.7港元，而台灣則為43.7港元。
香港現時一個二人家庭可獲得的綜援金額約為10,962 元，假如家庭只能夠有一人工作，每週工作6天，每月工作26天，每週工作時數約為49.7小時，最低工資的時薪要達至51元才能讓他們賺取與綜援金額相約的收入。在勞動市場，工友靠最低工資獲得的收入與社會保障的相差不遠，部份人士會選擇「只坐不做」，這就違反了最低工資作為保障他們生活的原則。最低工資須提升高於綜援收入相約的範圍，這既能提升從事基層工友的工作誘因，又能鼓勵在職市民繼續工作。
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德與同儕在1990年代對美國的最低工資的實證研究發現，在比較最低工資有調漲的新澤西州，及比鄰且最低工資無調漲的賓夕凡尼亞州的對照下，兩州的快餐業就業人數沒有減少，沒有受到紐新澤西州最低工資調漲所影響。卡德的結論是提高最低工資負面影響很小，而且不會導致就業率下降，也不會使工作機會減少，對受僱人數也沒有影響。另外，有其他學者和大學的研究指出，縱觀多年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和經濟數據，最低工資的實施與失業率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。既然失業率是受制於多個因素的影響，社會可以增加對最低工資調整幅度的理性討論及實證評估研究。
卡德的另一研究更指出，本地人的收入，可因新移民來到而增加，但對於那些較早移民當地的人可能承受負面影響。新移民與輸入外勞的情況相近，都是為著補足本地所缺乏的人口而推出的政策，這可以間接證明，增加輸入外勞，亦能推高香港本地人的收入。新加坡的例子是大量使用外勞，高、中、低檔的外勞都輸入，新加坡的年均GDP增長約5%，而香港則只有3%。新加坡2022年的人均GDP有79,576美元，而香港卻只有49,850美元，新加坡比香港高六成。現實是新加坡的整體經濟大環境改善之後，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也會有所改善，新加坡的建築工人也不會完全沒有得益。新加坡例子足以證明，大量輸入外勞處理本地人口不願或不能負擔的工作，反會增加本地人的收入。
香港的人口流失問題嚴重，若不能盡快補充，會對香港的經濟動力大打折扣。由於香港的最低工資已大幅落後亞洲主要城市，而現在全球通脹升温，是有必要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，筆者同意最低工資的提升，要按香港經濟情況，循序漸進地增加至51港元。同時，亦要為補足人口流失而輸入外勞，這樣雙管齊下，才能令香港經濟穩步復甦，添加發展動能和新動力。當老闆在輸入外勞後賺到足夠的利潤，亦應要顧及勞動階層的生活需要，接受把最低工資調升，這樣才能達到勞資雙方雙嬴的理想局面。
文：姚潔凝
中觀研究所副所長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，本科修公共及社會行政，香港大學房地產碩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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